摘 要：
在80年代严歌苓最初的“女兵系列”创作中，我们已经能够看到严歌苓想表达的道德理想主义的痕迹。在她90年代至新世纪的写作中，她将这种道德理想主义的善与美的追求，与对女性的观察视角和心理书写紧密结合，写出了《少女小渔》《扶桑》等，极具女性主义冲击力的作品；而当这种写作的模式转移向历史题材，她倾心塑造的女性形象如王葡萄、冯婉喻等，就具有一种以善与美的人性力量救赎时代之恶，穿透时代之恶的意味，这又使她的创作带有一种新历史主义写作的倾向。但无论如何以“新历史主义”、“心理分析”等为标签去标示严歌苓的多重写作，总会让人觉得并不贴切，也不完整，事实上，严歌苓并不需要这种种的标签，书写人性的种种存在，表现人性的善与美，始终是她的单纯而稳定的追求，这超越于所有的固定写作模式和标签之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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